国民政府在庐山宣布全面抗战

　　1936年元旦，中国政府代表、中华民国庐山管理局局长蒋志澄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默斯手中接过庐山租界“大英执事会”公司房的钥匙，开启了公司的大门，象征着中国政府管理庐山的开始。庐山各界人士欢呼雀跃，兴高采烈。我们应该看到，也就是从那时起，庐山的各国侨民开始与庐山当地人和平相处。但是这样的和平景象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打破了。

　　同年7月8日，由毛主席起草的电文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中共通电号召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两次上庐山斡旋努力下，在全国形势的压力之下，最终促成了蒋介石改变了庐山谈话会原主旨，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从此拉开了中华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序幕。

　　日本军队凭借着优良的武器，很快就蚕食了大半个中国。当九江彭泽县的大门被日本的炮火轰开后，庐山便被日本人紧紧包围住。1938年8月，江西省游击总部副总指挥杨再春受命来到庐山，他上山后便组织了“庐山孤军抗战指挥部”，地点设在河东路原俄罗斯亚细亚银行的别墅里，他将保安三团和十一团组织起来统一指挥，抗击日寇的侵略，坚守庐山。

　　早在日本人侵略中国并向内地进攻时，庐山的大部分居民和外国侨民和短期住户都已经撤离，但仍有100名外国侨民居住在庐山，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常年住户，老弱病残者，或者留下来看护财产的，他们中有教会的医生、护士、牧师、传教士、校长、商人、常年住户等，他们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挪威、法国、瑞典、荷兰、俄国和拉脱维亚人等。庐山的外国侨民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不久便组织了“庐山战争救济委员会”，主要是救死扶伤和募捐。严格说，这些在庐山的西方人在中日战争中，是被要求保持中立的，但是客观上说他们的作为给与中国人民和军队道义上和医疗的支持，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他们的作用是积极的。这批留守的外国人的一部分在1939年2月22日撤离庐山，但是他们为庐山抗战作出了有益奉献，我们应当铭记他们的义举。

　　B、坚守庐山

　　外国侨民与华人同呼吸共命运

　　《庐山续志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敌因惧我游击队活动，对于牯岭将再施轰炸，通知各外国领事，限牯岭之外侨，于二月七日以前撤退。逾期，对于牯岭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即绝对不负责任。

　　二月五日，敌连日向牯岭发炮，平均每日在五十发以上，但我阵地无损。英美驻汉领事馆，通知牯岭外侨，有撤退之必要。同时，向敌方交涉，展缓撤退限期。

　　八日，牯岭各国外国侨民再度开会，决定不愿离山。

　　十日，英美两国副领事，乘美舰欧湖号，抵九江，与敌会商，撤退牯岭外侨事。

　　十七日，九江美舰“欧湖”号舰长杰佛斯，定今日往牯岭，与该处外侨，协商撤退计划。同时，美大使馆向牯岭发出广播，坚劝美侨利用杰佛斯此行机会，自该处撤退。但大使馆复郑重声明，此仅系劝告，并非命令性质。

　　十八日，美舰长杰佛斯，以我方最高当局，特准英美当局派代表二人，前往牯岭，故杰氏昨日未能成行。今日偕英舰“安岛”号舰长司泰佛斯，由浔至莲花洞换舆登牯岭。两舰长下榻美国学校，与外侨畅叙，并研讨外侨居住事项。外侨因财产、营业，以及与我国人民情感，大部不愿走动，仅有二十人表示离山。

　　十九日，两舰长下山，适天气不佳，大雨大雾，愿离山之外侨，亦临时中止。

　　三月十四日下午一时，敌机九架，先后飞牯岭轰炸，投弹多枚，计英侨杜约翰住宅、美国学校均被炸，死邬姓一人，伤一人，另有燃烧弹数枚，均落女儿城一带山上。

　　十六日晨，敌机十八架，于上午九时至十一时，狂炸牯岭。

　　二十七日，牯岭未曾撤退之美侨，均愿为我效劳，或为医生，或为看护，均不愿放弃其职务。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英美等国的领事上山，劝说外国侨民离开庐山时，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和庐山人民的情意，没有离开庐山，而是选择了留在庐山，与庐山的守军和当地人民一道，保护庐山，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园，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他们直接表示愿意为中国效劳，不改变其原有的身份和职务，比如医生护士等，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承受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C、各出其力

　　利用中立国身份巧助中国军民

　　在留在庐山的外国人当中，有一位是牯岭美国学校的校长罗伊·奥尔古德，他临危受命，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从罗伊校长女儿瑞塔保存的其父亲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罗伊校长担任了很多头衔。这些头衔中有庐山管理局顾问委员会委员、庐山社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董事代表、牯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牯岭外国侨民过渡委员会成员、牯岭美籍侨民委员会主席等工作，在抗战中都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所以，他在信中最后说：“我应该会拒绝担任其他的职务。”

　　庐山抗战爆发后，时任留守的牯岭美国学校的校长罗伊·奥尔古德，与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之一、该园的第一任主任秦仁昌有特殊而深厚的友谊。秦主任是中国著名的蕨类分类学家，是享誉世界的蕨类分类之父。在国民政府要求庐山植物园撤离庐山到云南时，秦主任便求助罗伊校长帮助看护庐山植物园，还请求他帮助看管植物园的170多箱珍贵的植物标本和李四光当年考察冰川时在庐山采集的岩石标本。罗伊校长利用中立国的身份，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答应下来，并且将这批重要的标本转移到牯岭美国学校保管，这为庐山植物园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正义之举应为世人所铭记。

　　1938年8月，庐山山脚下大量的难民涌到庐山，最高时达到上万人，庐山是一个弹丸之地，如此多的难民涌到这里，难以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医疗；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又把庐山团团围住，日夜攻打，过去好汉坡的挑夫也各奔东西了，即使找到挑夫，由于日本人的封锁，食品和药品难以上山。留守庐山的一大批外国人和传教士等把家里五斗柜的抽屉拿出来当做婴儿的摇篮，拿出衣物和食品接济难民，美国学校把校舍当做难民临时安置点，许多传教士都在家里收留了伤兵和难民，但是影响较大的是瑞士循道行的夏定川牧师，当看到这些难民无依无靠，缺衣少食的状况，他不仅把自己的房子当做难民的临时住所，还把别的房子也辟为避难所，在他那里避难的难民达到698人。夏定川的义举得到了时人的称赞和感激。为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人们在他的别墅前镶嵌了一块石碑，以便后人铭记他的善举，缅怀他的恩典。

　　1938年1月，美国著名的钢琴双重奏演奏家和作曲家弗朗西斯·鲁茨·哈顿在武汉拍下了珍贵的抗战历史瞬间。她将这些照片寄到英国有影响的《伦敦新闻画报》，随后，近20幅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图片于4月2日、5月14日公开发表出来，这是英国的刊物上首次报道八路军的新闻和图片，弗兰西丝·鲁茨成为在英国刊物上报道八路军的第一人。

　　D、合作

　　为军民捐钱捐物

　　庐山的游击队和在山难民在被日寇紧紧包围之下，天寒地冻，而庐山的守军依然穿着单薄的衣服，极度缺衣少食，庐山抗战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在山的各国侨民依据早先组织的“牯岭战争救济委员会”，为庐山守军和难民捐款捐物。与此同时，庐山的外国侨民也在为保护庐山和游击队，提供自己的帮助。

　　牯岭美国学校罗伊校长和瑞典循道行的夏定川等一大批牧师、传教士和教会医生全力为难民、伤兵提供庇护场所所做的努力外，他们的奉献也都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也是要冒极大风险的，这一切都是不能忘怀的。当杨再春副总指挥向全国发出庐山缺衣少食，希望全国给予捐助时，庐山各国侨民在他们早先成立的“牯岭战争救济委员会”的组织下积极捐款捐物，甚至小孩也把他们的零花钱捐献出来了，直接间接地支持了庐山的抗战。

　　在庐山的各国侨民，深谋远虑，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储备医疗设备和药品，在九江设立专门的医疗室，培训护士等，还积极捐款捐物，这些捐助都是当时中国军队和难民急需的，也是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合作的成果。他们将捐献的有限资金，都购买了适用于伤兵和难民的必需品，在当时要购买这些药品是极为艰难的。他们利用自身中立国地位的有利条件，巧妙地与日本人周旋，利用自身的优势，尽力为在庐山的难民和守军以及各地的难民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尽力为在庐山的难民、守军和各地的难民解决、排除困难，为庐山抗战服务，为庐山守军和难民提供了及时和急需的帮助。

　　庐山的外国侨民为难民和伤兵所做的一切风险也是极大的，甚至是极危险的，他们的举动势必引起日本人的愤怒、警告和威胁。从罗伊校长女儿保存的《上海晚报》和《墨丘利报（Mercury）》转载的日本《读卖新闻》中的几篇报道和评论里，都能感到当时庐山的外国侨民为庐山抗战工作巧妙、积极想办法，同时也是困难重重的。但坚守在庐山的各国侨民在庐山抗战中与中国军队、庐山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利用自身中立国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尽力帮助中国人民和军队，给与中国人民和军队精神上、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同中国人民和军队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保护了庐山人民，保护了庐山，保护了自己的家园和财产，他们的功绩不可湮没。我们对于他们在中国人民最为困难时期所给与的帮助、奉献和支持，应当铭记和感恩。（慕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