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形成，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派性猖獗的结果。不过在这一集团从形成起直至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还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并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夺取更多的权力，尚未直接进行准备政变的行动。而从1970年秋天起，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牵头又建立了一个黑帮性质的小集团，充当了发动武装政变的工具，使林彪集团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年纪轻轻的林立果能够出面组织“小舰队”，利用的也是中国封建宗法观念的余毒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林立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利用林彪的特殊关系，于1967年参军并进入空军司令部，交党委办公室的周宇驰来带，二人结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

　　两年后，即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思，任命年仅25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相互勾结，各自夺取一部分权力。然而1969年4月中共九大结束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集团便结束了过去相互勾结的历史，而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开始了倾轧。林彪集团认为，老一辈的干部多已被打倒，按林立果的话说，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主要是“上海帮”即张春桥一伙。张的后台又是江青。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夺取权力的一次尝试。其具体方式，是想以继续捧毛泽东为“天才”，提出设国家主席，打倒不赞成这些提法的另一派“秀才”势力(其实张春桥等人已经揣摩到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并反对“天才论”)，为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扫清道路。然而，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制造个人崇拜的吹捧感到“讨嫌”，并感到林彪集团的势力膨胀，便以批判为林彪制造舆论的陈伯达为由头，给了这伙人当头一棒。

　　庐山会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争论设不设国家主席和讨论“天才”这一空泛的理论问题，实际的内情却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阴谋集团的互斗。当时，毛泽东批判了支持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林立果得知消息后惊叫“翻车了！倒大霉了！”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公开印发全体代表之前，毛泽东先派人送给林彪过目，单从信件的语气而言，两人的关系依然是亲密无间。毛泽东将批判矛头都指向了陈伯达。其实，这时采取的是“批陈保林”的策略。毛泽东清楚，陈伯达只是林彪的一个炮筒，但是这时他还是准备显示善意来保一下林彪，并不准备摊牌。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不过，他依然表现出对林彪的信任，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当时所讲的“错误”，指的是在会上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陈伯达的看法。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了，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3天后，经毛泽东斟酌修改的大会公报发表。公报用模糊的语言写道：“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公报还强调党内要团结，反对分裂主义。

　　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还只是空泛地扫过这段话，并不知含意所在。而林彪敏锐地意识到公报的重点在暗示全党警惕和反对唯心主义、分裂主义。谁在搞鼓吹“天才”的唯心主义、分裂主义或准备搞分裂主义？表面的矛头是指陈伯达，实际上陈不过是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想搞“分裂”哪有本钱和实力？锋芒肯定另有所指。为摆脱被动局面，林彪对叶群和吴法宪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实际上，他们是想以韬晦之计暂时过关，再做他图。

　　九届二中全会刚一结束，江青就接到林彪的电话，说是叶群前来看她。江青非常得意。因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出乎江青意料，来访竟是如此隆重和规模庞大，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也同时驾临。叶群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江青一面顺水推舟地应付着，一面又在得意之中教训了这些人一番。叶群等人表面恭顺，内心的仇怨却是更上一层。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历来反对在党内进行阴谋活动的毛泽东，意识到要对林彪和陈伯达的幕后活动进行揭露和清理，随之采取了毛泽东所比喻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

　　“甩石头”，是指毛泽东这一时期批发的一些名为批判陈伯达，实指林彪集团的文件和指示；“掺沙子”是指派人进入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挖墙脚”是指改组北京军区。不过，毛泽东为给林彪等人一个悔改的机会，这一时期开展的学习与批判运动，名义上还是针对陈伯达，称为“批陈整风”运动，而实际上是“批林”，直批以林彪为首的阴谋集团。

　　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批评后，自己感到“副统帅”的地位受威胁，和平接班希望已不大。同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小集团，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中央后来的定性是，这个“联合舰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林彪集团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矛盾就已经不是党内政见的分歧，而变成准备进行你死我活的暴力政变。

　　在1974年进行“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操纵的舆论工具将林彪一伙的行动说成是“极右”并组织批判。其实，从公开的路线和口号而论，林彪是“左”得不能再“左”。至于揭发出来的暴乱和政变阴谋，则根本不是什么党内的“左”或“右”的问题，而完全是暴力犯罪的性质。“四人帮”只批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却不敢触及其公开的迷惑人的极“左”行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本是一丘之貉。

　　在1970年秋天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便由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积极筹划。林彪集团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矛盾，已经发展为对抗性的敌我性质。只是因这种阴谋在暗中策划不为人知，全党还只知林彪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